一、新历史语境下对庸俗唯物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在阶级斗争特别激烈的年代提出并强调的工具性国家观，后来被第二国际简单化和机械化为庸俗唯物主义。但马克思自主性国家观曾经率先描述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初期的国家自主性现象，并被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国家领导权的实践和理论激活、继承和发展。从比较政治经济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视野看，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在此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落后的俄国在列宁政治领导权的领导下通过运动战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葛兰西认为苏俄革命的成功是对第二国际庸俗唯物主义的有力批判：“布尔什维克否定了卡尔·马克思，并用毫不含糊的行动和所取得的胜利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并不像人们可能认为和一直被想象的那样是一成不变的。”苏俄的革命者“他们并没有用这位大师的著作教条主义式地去编制一种容不得讨论的僵化理论，他们实践着马克思的思想……这种思想认为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因素不是天然的经济事实而是人……是了解经济事实的人，他们对经济事实作出判断并使之适应自己的(集体的社会)意志，直到这种意志成为经济的动力并形成客观现实……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开辟道路”①。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列宁主义代表着经济主义模式瓦解并朝向以政治优先性为中心的新马克思主义观念前进的一个关键点”②。
葛兰西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是由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组成的新型总体性国家。“我们面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可称着‘市民社会’，即通常称着‘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③这种总体性国家出现是新时期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结果，国家向市民社会渗透和市民社会向国家渗透的趋势同时发生，传统的国家与社会界线开始改变。
葛兰西认为西方新型总体性国家社会主义策略应该是阵地战，而不是苏俄式的简单暴力革命的运动战，策略的重点应该转向争夺或运用包括市民社会在内的总体性国家领导权，否则就会失败。研究表明，葛兰西的总体性国家领导权是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辩证统一，是对马克思自主性国家观的继承和开拓。在马克思自主性国家观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首先描述了民族国家建构初期资本主义政治国家时代的经济领导权中的国家自主性，列宁提出了后发现代民族国家政权建立时刻的政治领导权中的国家(政党)自主性。在此基础上，葛兰西特别强调了新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民社会国家意识形态领导权中的国家自主性和政党自主性，它们共同构成了现代民族国家领导权中国家自主性的完整图画。
二、国家经济领导权中的国家自主性
现代中央集权的自主性国家和国家领导权中的国家自主性法理上来源于民族国家的主权。自主性国家和国家自主性在不同时空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历史过程中广泛存在，并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国家经济的发展④，马克思、恩格斯与葛兰西都对国家经济领导权中的国家自主性进行过分析。
葛兰西认为，在“‘国家’等于‘政府’”的民族国家建立初期的政治社会国家期间，“在新兴国家建立新兴社会集团的政治霸权的核心内容一定是经济秩序：包括重新组织经济基础、确立人与经济或生产世界的关系”⑤。他把这种国家称为“干涉主义国家”，这种国家“一方面与支持保护政策和经济民族主义的倾向有关，另一方面起因于强迫一些拥有土地、具有封建渊源的国家人员采取‘保护’劳动阶级的手段，限制过度的资本主义(俾斯麦和迪斯累里的政策)”⑥。葛兰西所谓的“干涉主义国家”就是早年马克思、恩格斯描述的“波拿巴主义”的自主性国家。19世纪中叶开始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终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⑦。不过出乎意料，这种国有化的趋势主要不是出现在当时先进一些的英国、美国和法国，而是落后的俾斯麦时代的德国，但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否定当时为德国国有化辩护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理论：“李斯特博士和他的学派……要求实行保护关税，不过是为了用机器挤掉手工劳动，用现代的生产代替宗法式的生产。”“保护关税成了它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政权的武器，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⑧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对波拿巴主义有许多批评，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波拿巴主义的历史作用及生命力的低估”⑨，但他们肯定了法德的波拿巴式的自主性国家推动了各自国家的经济腾飞。波拿巴帝国使“资产阶级社会免除了各种政治牵挂，得到了甚至它自己也梦想不到的高度发展”⑩，“使整个资产阶级的经济繁荣与发财致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11)；而且这种现象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早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波拿巴主义在下面这样的国家中是必然的国家形式，那里的工人阶级在城市中达到了高度的发展水平，但是在农村却被小农在人数上所压倒。”(12)比如苏维埃政权建设时期就曾以德国为榜样，利用国家力量实施了社会主义苏俄式的赶超战略。列宁认为德国经济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化的原则，把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和国家的巨大力量联合成一部机器，使千百万人处于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组织之中”(13)。“波拿巴主义”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初期的中央集权制，葛兰西虽然承认它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客观必然性和作用，但强调国家辩证地发展出市民社会、成为新型总体性国家的必要性。“对于‘中央集权至上论’，千万不要放任，尤其不要迷信，不能把它当做‘万灵药’。必须对它进行批判，才能发展和创造新的国家生活形式，使个人和集团的主动权即使不从‘官员政府’的角度考虑，仍具有‘国家的特点’(使国家生活具有‘自主性’)。”(14)
到了发达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国家阶段，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已经成为国家的一部分，自由主义所谓的“自由放任”实际上是国家通过法律措施和强制手段的干预形式，“这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政策，明确自身的目的，不是经济事实的自发和自主的体现”(15)。普兰查斯的主要灵感来源于葛兰西和列宁，特别是葛兰西。(16)他明确提出的相对自主性国家。在葛兰西的影响下，他明确提出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自主性国家的概念。
三、市民社会国家意识形态领导权中的国家自主性与政党自主性
理论上葛兰西重构了传统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把具有管理功能的市民社会成分提升到上层建筑国家之中，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复合体”，实施国家意识形态领导权，具有了国家领导权意义上的自主性。
第一，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国家是一种新型的伦理国家，它实施的是一种“世俗国家的自主、教化和道德活动”(17)。它不是简单的观念系统，而是有组织建构和运行机制的人类实践活动的一部分。“正是由于葛兰西，才实现了从作为‘观念体系’的意识形态到作为被经历的、惯常的社会实践的意识形态的关键性转变。”(18)
第二，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采取了一定程度上有别于传统阶级斗争的形式，倾向于照顾大众利益和善于妥协而形成更具包容性的“集体意志”来行使领导权，团结和影响其他社会力量，在实践中建立全民族的反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的“集体意志”和“历史性结合体”。葛兰西相信随着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社会主义应该比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策略上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但葛兰西并没有放弃阶级基础的观点，“考虑被领导集团的利益和倾向是获得领导权的前提……领导集团应当做出某种经济社团性质的牺牲。但同样无疑的是，这些牺牲和折中的做法都不能触动根本；因为尽管领导权属于伦理政治的范畴，它同时也必须属于经济的范畴，必须以领导集团在经济活动的根本中心所执行的决定性职能为基础”(19)。国家意识形态自主性问题在葛兰西那里有一个界限，“问题在于超越经济主义，而同时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性”(20)。
第三，日益重要和自主的市民社会意识形态领导权预示着新的政治认同时代的来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统治的关键在于形塑民众对于统治阶级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而不再简单依靠暴力国家机器对民众的强制。“在实行典范的议会制度的国度里，‘正常’实现领导的特点是采取各种平衡形式的强力与同意的配合，而且避免强力过于显然地压倒同意；相反地，甚至企图达到表面上好像强力依靠大多数同意，并且通过所谓舆论机关——报纸和社会团体表现出来。”(21)资产阶级的统治的巧妙之处在于，把强力和更多的认同有机地结合起来，显示了传统的主客体的二元对立的统治模式开始转型为哈贝马斯所说的主体间性的现代民主治理模式。
最后，意识形态领导权本身有自主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意识形态的革命、修正或创新不是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对另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综合爆发”式的全面拒绝和彻底根除，“综合爆发确实也会发生，但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们的破坏性超过重建性”，而是在“有机继承”的意义上呈现其本身自主性的内涵，“这种有机继承要求一座良好的档案馆，其中储备丰富，使用简便，可以对过去的一切活动进行游览和‘批评’”。(22)
市民社会的领导权怎么实施呢？葛兰西给出了一个答案：通过政党领导中的政党自主性实现。在葛兰西心目中，当今实施市民社会领导权的不再是古代君主个人而是“现代君主”政党。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就是要说明“如何创造一个更有潜力的革命领导权，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同时又坚持在大众基础上的革命这一形象”(23)，来与资产阶级政党争夺市民社会的领导权。在西方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单一的政治社会国家，统治阶级的政党直接领导国家，具有暴力功能，实施政治领导权；但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政党一般不再直接领导国家，主要在市民社会通过培养有机知识分子对民众进行组织、宣传和教育来领导国家，政党成为联系国家与有机知识分子和群众的中介，主要执行意识形态领导权。(24)这种现代政党既代表本阶级的利益，也代表社会“总体的”利益，被葛兰西称为总体性政党，具有高度的自主性。“虽然任何政党都是社会集团的，且只是一个社会集团的；可是某些政党却只在一定条件下才是单独一个社会集团的，因为它们在本集团和其他集团的利益之间实行平衡和仲裁，同时成功地使本集团得到联盟集团的拥护，在这些集团的协助下发展……所以，政党成为总体性的。”这种总体性的政党具有“能在整个社会和个人两方面对思想和行为方式实行改造……由于历史的必然性而能够发展的国家思想”(25)，来建立新型的总体性国家。“在现代世界中，政党(总体性的，而不是派别的)通过一定的形式和方法发展成为国家(总体性的国家，而不是机械的政府)。”葛兰西相信无产阶级政党获取市民社会领导权后能够组织建立起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先进的“一个在法律上和道德上统一的”真正的“总体性国家”。(26)在这种总体性国家中，“政党的作用便是在市民社会行使与国家同样的职能，……政党所负的责任是把某一集团(居统治地位的集团)的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并且把他们转变成合格的政治知识分子、领导者以及一个完整的社会(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所固有的一切活动与职能的组织者”(27)。
政党通过有机知识分子来教育、团结和领导群众，实现政党的领袖、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有机的结合。葛兰西认为政党应该把群众作为灵感的来源而非政治斗争策略的工具，否则就会注定要变为反动力量。党和群众相结合的机制或组织原则应该是民主集中制，要反对官僚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党才能具有“有机性”，它才能“把下面的推动和上面命令结合起来，经常吸收来自人民中间的分子到管理机关的稳固的骨架中来，以保证不断和经常地积累经验”(28)。官僚集中制的政党“是一个头脑简单、不假思索的执行者”，“只是一个技术上的警察机构”(29)。苏联共产党后来就蜕化为这样一个官僚集中制的政党，上演了一幕“葛兰西悲剧”。“苏联共产主义的最终失败在于没能在推翻沙俄政权的同时赢得领导权斗争，而是随后诉诸镇压。”(30)
四、国家总体性领导权中的国家自主性
虽然当时语境下葛兰西强调市民社会国家领导权，但其领导权应该是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统一，是更广义的总体性领导权。“葛兰西没有将经济看作文化与政治的决定物，而是提出文化、政治和经济被组织在一种彼此的交流关系、一种持续循环和变化的影响网络之中。他将这个过程命名为领导权。”(31)“当他强调文化霸权时，有其特定的语境：即在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当无产阶级无法在政治与经济上获得霸权时，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文化霸权的建构就非常重要。”(32)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今天一些后发的封建或部落社会结构地区，还处在前现代社会，葛兰西意义上的现代政治社会国家这个“强制盔甲”都没有铸成，更不要说受其保护的现代市民社会领导权了。这样的一些落后国家还维持着一种恶性循环的“生存政治”策略：“仅有有限的动员公众能力的国家领导者自己削弱了国家武器，削弱了那些恰恰最终可能带给他们动员能力的机构”，不能形成稳定的国家制度和起码的国家自主性。统治者为了眼前的生存，不得不利用传统“任人唯亲”和“大清理”等手段来“保证国家上层领导者的权力维持”。“政治生存成了实现任何重要且长远的社会变革的先决条件，成了引起国家领导者注意的核心问题。社会变革计划可能仍是公共辞令甚至是政策声明和立法的基础，但是在国家的最上层，生存政治剥夺了国家机构看清这些计划的能力。”(33)最终打破这种落后的“碎片化”政治格局的途径可能还是要先建立制度化的自主性政治社会国家。从前现代到现代，“对某些社会集团而言……中央集权至上的阶段的确是必要而恰当的。而这里的‘中央集权至上’就是普通的‘国家生活’形式，或者至少是开始步入自主的国家生活形式，或者开始创造‘市民社会’的形式。而在步入自主的国家生活之前，‘市民社会’在历史上不可能存在”(34)。葛兰西非常赞赏列宁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政治领导权的成功和重要性，认为列宁关于政治领导权的见解是其最大的理论贡献。
关于经济领导权，葛兰西早期革命生涯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工业生产领域利用工厂委员会组织和领导工人进行经济斗争，但后来发现纯粹的经济——团体阶段的经济斗争不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斗争必须同时进入到市民社会的领导权阶段才有希望最后获取政权。普兰查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应该是三分，除了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还应有包括公司、工厂等在内的经济机器，并且这三者相互渗透和融合，各自可以分别执行其他任何一种国家机器的功能，共同形成国家领导权的总体功能空间。(35)比如，佩里·安德森也认识到国家领导权的彼此渗透现象，反对将意识形态领导权狭隘地市民社会化。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国会就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心”，能够发挥或行使意识形态领导权。
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和墨菲通过结合话语理论等后现代元素对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进行借用或修改，提出了他们所谓的领导权理论的谱系学，认为马克思主义领导权理论是由列宁的政治领导权、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和他们提出的话语领导权三个环节组成。(36)一方面他们这种观点确实“激进”。话语领导权理论虽然强调民族主权国家意义上的政治本体论和政治的能动性与优先性，也反映了当今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一些新变化、新特征和新要求，尤其对当今世界新社会运动的某些领域、方面或层次进行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微观性研究和探索，有其积极合理的建设性和启发性的一面。但话语领导权不能简单地置换政治、经济领导权，不能幻想社会主义的民主策略可以激进地毕其功于一役，否则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决定论或本质论。所以，有学者评论其缺乏经典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策略思想而只是“书斋里的清谈”(37)。整体上看，话语领导权理论似乎仍然只是以“激进”的面目存在于葛兰西狭义的市民社会意识形态领导权范畴之内，实质上并没有超越它。
另一方面，话语领导权理论尤其忽视了国家经济领导权。资本主义时代以来强大的资本逻辑至今一直深刻影响了世界发展的进程，现实经济力量绝不能被忽视。资本不能简单、绝对地视为决定因素，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也多次强调自己不是经济决定论者，但现实经济力量时刻都不能被忽视。“马克思最为深刻、最为系统地揭示了资本作为一种独立力量的崛起过程”，资本权力“成为与国家并驾齐驱的另一种形式的‘利维坦’”，“是理解国家建设的不可或缺的结构性变量”，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政体变迁和民主发展。(38)所以，要正确运用国家的经济领导权，在国家与资本之间保持动态的平衡。总之，从现代民族国家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看，葛兰西国家领导权理论是政治领导权、经济领导权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辩证统一，是总体性的国家自主性辩证发挥作用的理论表现。
五、小结
葛兰西认为，“国家注定要结束自己而溶化在被调整了的社会之中……可以设想，国家的强制的一面将由于确立起来被调整了的社会(即伦理社会或市民社会)的越来越多的因素而结束自己”(39)。所以，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是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一致的。“不论葛兰西在使用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时如何偏离了马克思的原意，他们二人在终极目标上是一致的，用市民社会来把政治社会重新纳入无阶级的社会内。”(40)
“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41)葛兰西领导权理论及其理论探索中的务实精神、理论勇气和方法论原则对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具有借鉴意义。中国是一个刚从国家救亡图存的历史困境中走出来的东方后发现代民族国家，通过以党建国、党国同构、充分发挥国家领导权中的国家(政党)自主性的方式走过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进程，正在日益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等发达国家。当今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语境下如何实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民众的国家政治认同，进一步增强国家凝聚力和提高国家能力，践行中国梦，既要防止无约束的掠夺性国家，又要防止被权贵资本俘获的工具性国家的出现，我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现代化是先导。理性的选择似乎应该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自主性国家观，使其体系化为一种中国化的开放性、建设性的马克思主义自主性国家理论，来指导我国国家领导权建设，批判庸俗唯物主义和新(古典)自由主义的错误影响，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对此葛兰西领导权中的国家自主性理论的丰富内涵可以带给我们许多启发。
注释：
①[意]葛兰西：《葛兰西文选1916-1935》，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10页。
②周凡、李惠斌主编：《后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页。
③[意]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④高卫民：《国家自主性：认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范式”》，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3期。
⑤[意]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第219页。
⑥同上书，第217-218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75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卷第282、459页。
⑨曹浩瀚：《重构马克思的波拿巴主义理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6期。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7卷第35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2卷第21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6卷第79页。
(13)《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82页。对于“干涉主义国家”或“波拿巴主义”现象，葛兰西称之为“消极革命”，并认为它“未能将从属阶级，例如劳动阶级，划入它的领导权内”，是“缺乏民主参与的激进变革”，有可能导致法西斯主义或极权主义。参见[英]琼斯：《导读葛兰西》，相明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3-124页。
(14)[意]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第224页。
(15)同上书，第123页。
(16)Bob Jessop,The Capitalist State,Oxford,1982,p.154。
(17)[意]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第217页。
(18)[斯洛文尼亚]齐泽克、[德]阿多诺：《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8页。
(19)[意]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第124页。
(20)Chantal Mouffe(ed.)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Routledge & Kegan Paul,1979,p.188,pp.199-200.
(21)[意]葛兰西：《狱中札记》，保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8页。
(22)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Lawrence and Wishart,1971,pp.194,196.
(23)Walter L.Adamson,Hegemony and Revolution,UniversityofCalifornia Press,1983,p.66.
(24)何萍：《论葛兰西的文化/权力分析模式——为纪念葛兰西逝世七十五周年而作》，载《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25)转引自郑楚宣：《葛兰西“总体性政党”理论评析》，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0年第2期。
(26)同上。
(27)[意]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第10-11页。
(28)[意]葛兰西：《狱中札记》，保煦译，第190页。
(29)[意]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第118页。
(30)[英]琼斯：《导读葛兰西》，第40页。与葛兰西类似，有学者将国家统治者统治的形式分为强制、资本和信义。参见[美]蒂利：《信任与统治》，胡位钧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
(31)[英]琼斯：《导读葛兰西》，第6页。
(32)仰海峰：《葛兰西研究七十年：回顾与反思》，载《河北学刊》2009年第5期。“Hegemonia”在国内有译作“领导权”，也有译作“霸权”的，本文对两种译法不做深究；为了简便，本文引用时两种译法视为同一，行文时采用“领导权”。
(33)[美]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李杨、郭一聪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1-87页。
(34)[意]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第223-224页。
(35)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NLB,1978,pp.28-34.
(36)参见陈炳辉：《从政治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到话语领导权——拉克劳、墨菲的领导权理论》，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刘军：《拉克劳和墨菲对领导权理论的谱系学研究及批评回应》，载《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1期。
(37)俞吾金：《左翼理论家们的阿基里斯之踵——以对拉克劳思想的剖析为例》，载《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1期。
(38)曾毅：《现代国家建构理论：从二维到三维》，载《复旦学报》2014年第6期。
(39)[意]葛兰西：《狱中札记》，保煦译，第222页。
(40)[英]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页。(4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