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江西人民出版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世界历史》（多卷本）出版首发式。该书是国家重点出版规划和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集中了国内世界史研究的主要力量，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世界历史研究”的最终成果。本报记者朱高磊/摄
5月17日，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笔者从事世界史教学与研究50余年，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对我很有启发，使我对世界史学科的创新问题有如下看法。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这样的表述似乎是老生常谈，其实不然。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加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我国和国际上一度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改革开放后，我们要对外交流和走出国门，大量引进并翻译了西方盛行的学术理论与专著。这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举措。但是与此同时，一些学者特别是青年学人，放松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运用，甚至全然接受西方的学术理念。习近平同志指出，当前对马克思主义有“真懂假懂”和“真信假信”的问题，他强调“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于研究和教学全过程，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
当前，要在我国世界史领域中贯彻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就是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整体史观。世界历史有纵向的社会演变过程，也有横向的、从分散到整体的演变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有对此思想的阐述，但长期以来历史著作通常主要讲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而对横向发展讲述得不够。随着世界的日益全球化，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史理论应有全面的学习和认识。如何应用于历史研究之中，也是一个新问题。
必须看到的是，现阶段西方学界盛行“全球视野论”，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世界史观既有诸多共同之处，也有本质的不同。20世纪50年代后期，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提出了“全球史观”，到70年代在西方学术界得到广泛认同，涌现出威廉·麦克尼尔的《世界史》和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等代表作。2000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向世界各国史学家提出了“全球史：概念与方法”的研究课题。此后历届大会都建议史学研究者采用全球视野探讨问题。
这种“全球史观”的理论基础是比较文化形态学。麦克尼尔的《世界史》最初书名是《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表明它与比较文化形态学创始人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脉相承。麦克尼尔还崇拜比较文化形态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阿诺德·汤因比，并为他写了传记。比较文化形态学将世界各类型文化进行比较，评出“优等”和“劣等”。虽然它有全球视野，不同于“西欧中心论”，但最终的结论仍是“西方优越”、西方应当领导世界。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虽然对东方进行了描写，但其中存在的偏见与“西欧中心论”仍有异曲同工之处。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整体史观则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它既重视上层建筑对历史发展的作用，更重视经济基础对社会演变的决定作用。它认为人民大众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我们虽然要注意借鉴西方的“全球史观”，但决不能照抄照搬。
把教学改革与研究摆在第一位
习近平同志认为社会科学与文学艺术一样，也要把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摆在第一位。他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
就世界史学科的创新而言，应该把教学改革与相关研究提升到首位。世界史与中国史的学科任务有所不同。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曾经有局限性。今天，世界日益走向全球化，中国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关心世界的全貌。为了满足人民的迫切需要，世界史尤其是世界现代史教学与普及工作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搞好世界史教研工作的关键是加强综合性研究。这是世界史研究与国别史和专题研究的主要区别。它需要跨国家、跨民族的视角，从全球视野进行分析。综合研究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各国共有的现象进行综合分析；二是要将某国特有的事件、人物放在世界潮流中，用全球视野进行综合分析、评述。两者的共同目的都是找出具有世界意义的认识规律。
加强世界史教学的另一关键是编好教材。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抓好教材体系建设，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我国世界史学科的教材建设任务远未完成，尽管已经有了国家统编教材，但从读者的需求来看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有适应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文化水平的各类读者需求的多种版本教材。要支持来自教学实践并有特色的教材出版，教材形式可以多种多样，除文字版外，电子版、音像版教材也需要大力发展。
教研改革不仅需要教师的努力，还需要各级学科体制的改革相配合。诸如教研成果的评估制度、职务晋升制度、科研项目的规划、书刊出版的标准等，都直接影响世界史学科以及其他学科的创新。
认真传承是学科创新又一前提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发展，都需要集前人之大成。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首先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世界史学科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其创新也必须认真考虑继承问题。
在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史中，有一段经历不应忽视，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从“西洋史”到“世界史”的转变。这不单单是名称的变化，而且还是一场“去殖民化”的大变革。这里我用南开大学的情况来说明。抗日战争期间，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共同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曾是中国文化中心之一。1952年院系调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历史系负责人及部分教师调至南开大学，使南开大学历史系成为“小西南联大”。当时师生们“去殖民化”的学科创新精神，值得我们继承。
其一是革新精神，积极革新自身旧理念，认真学习马列主义。鸦片战争后，中国经受了百余年的半殖民地化，在社会文化风气方面，往往认为一切都是“洋”的好，学的外国史也是“西洋史”。新中国成立初期，世界史学科的权威学者多数为“海归派”。例如杨生茂先生留学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研究美国外交史，1947年应聘至南开大学，承担“西洋通史”教学，他当时就对该课程中的殖民地气息很不满。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教学改革从学习马列著作做起，开设《国家与革命》等经典著作课程，赴党校学习，参与中学教材《西洋史》的改造。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他又参加了周一良先生、吴于廑先生主编的《世界通史》编撰工作，担任“世界近代史”分册的主编，并在编写过程中注意贯彻马列主义历史观。
又如雷海宗先生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曾任中央大学和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是斯宾格勒比较文化史观在华的主要传播者。新中国成立后，雷先生注重学习马克思主义，“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使我好似恢复了青年时期的热情”。1952年院系调整时，他调至南开大学历史系，担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他在《历史教学》发表文章呼吁：“在我们的世界史课本中就必须考虑亚洲各国所当占有的恰如其分的地位。这对于培养学生世界范围地看世界问题，而不是欧美中心地看世界问题的习惯，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他完全抛弃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观点，写出了《世界上古史讲义》，作为教育部第一批交流讲义在全国高校传阅。
再如梁卓生先生曾在美国研究国际政治，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祖国，担任南开大学历史系的“世界现代史”专职教师。为搞好这门课的教学，他曾经到外交学院参加苏联专家库达科夫主讲的“现代国际关系史”学习班，但对苏联专家的讲学并不完全满意。梁卓生到南开大学任教后，注重把毛泽东思想引入“世界现代史”教学之中。作为“海归派”，他的自我革新与探索精神是难得的。
其二是开拓精神，开辟新的教研领域。“西洋史”以西欧为中心，研究领域十分有限，广大东方国家的历史被排除在外。1953年，教育部委托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历史系负责起草历史专业教学计划。该教学计划将“亚洲史”列为历史专业的基础课之一，这是创新之举，但要付诸实施是很困难的。吴廷璆先生曾留学日本，研究日本史和中西交通史，讲授日本史、朝鲜史、印度史，时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为促进亚洲史教研工作，他不断网罗人才。当时，黎国彬先生执教原始社会史与考古学，精通多种语言，吴廷璆先生动员他开拓东南亚史研究。1955年万隆会议后，为满足读者需要，黎国彬先生撰写了《印度尼西亚简史》，并于1957年出版，这是国内撰写的第一部有关亚非国家历史的专门著作。1960年为“非洲年”，非洲的觉醒引起人们的关注，“亚洲史”课程也随之扩大为“亚非史”。我是吴廷璆先生的研究生，他就将我的学习方向从日本史引向非洲史，并帮我与北京大学历史系杨人楩先生联系。杨先生当时已是法国史专家，但是为了人民的需要，他又开拓新的学术领域，投身于非洲史教研之中。
其三是协作精神。历史教材的“去殖民化”不仅要体现在理念上和课堂上，而且应通过著述表现出来。当时南开大学历史系从事亚非拉史教研的老师很少，单个人不可能完成这一重任。在系领导的统一安排下，1958—1960年集体编写出版了《中国和阿拉伯人民友好关系史》《中东民族解放斗争简史》《中东民族解放运动大事年表》（1917—1958）、《拉丁美洲民族解放斗争简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斗争大事简记》《北非民族解放斗争简史》等著作。当时教师们不计个人名利，密切协作，这种精神值得称赞。
总之，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国世界史领域的创新历程为今天留下了诸多宝贵经验。在世界史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我们应贯彻习近平同志的讲话精神，“不忘初心，继续前进”，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原副会长、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