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陈国庆
我指导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并为他们讲授有关中国近代史课程，迄今已经有近二十年时间。古代圣人云：教学相长。对此，我有深切体会。研究生们敏捷的思维、跃动的思想火花和无畏的创新意识，都使我深受感染和启发。研究生在与我的交谈中提出了不少新问题，有的我回答不了，这就促使我查阅有关资料或者工具书，或者请教其他老师；他们提出的某些理论问题也引起我深入的思考。实际上，我的某几篇文章就是我在与研究生的讨论中构思出来的。历届研究生中也有同学提出一些相同或者相近的问题。比如，研究生应当具备哪些学术素养；怎样才能写出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学位论文答辩应当注意哪些问题等等。这都是很大而且带有抽象性的问题。依我的学术功力来谈论以上这些问题，显然有些不够水准。但是我愿意就我所知道的、或者我所理解的、或者我认为应该怎么做的，谈一点意见，供大家参考。我谈论的这个问题是研究生的学术素养，但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研究生学位论文。因为只有学位论文才是对研究生学术水平的最终检验，因而它就显得更加重要。
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答辩是研究生三年学习的最后环节。首先，我想提请大家注意的是：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是研究生在读期间学术水平的综合体现。换言之，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答辩过程并不仅仅限于对研究生所写论文的内容来提问题，而是要通过对这篇论文的答辩来考察一名学生在本专业领域所能达到的学术水平。如果答辩的时候涉及任何与专业有关的问题，我以为都是正常的和必要的。如果是一名作者向刊物投稿件，编辑只能就这篇论文本身的质量加以取舍，他没有办法了解这位作者在本学科领域内的整体研究水平。但是，学位论文答辩则必须考察学生在本专业内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以及独立进行学术研究的能力。事实上，对于一位有较高造诣的编辑，他应该有足够的能力来判断某一篇论文的作者在本专业领域的学养情况。例如，你写一篇研究康有为的学位论文。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你的专业是中国近现代史，那么就要透过你对康有为的研究成果，看出你对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学术素养如何，功底如何。如果在答辩时，有人问到中国近代尤其是清末的社会经济情况怎样，或者问到《清史稿》一书的大致情况，或者问到清代的思想文化发展趋势怎样，或者问到什么总理衙门、军机处等问题的话，本论文的作者就应该做出完满回答。因为这几个问题与研究康有为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并没有超出作者的专业范围，甚至可以说与研究康有为有直接关系。如果不了解这样几个问题，那么这篇论文的质量也就成了问题。另外，我想在近代史学界，大概没有人一生只是研究康有为一个题目。对于与康有为有直接或者间接关系的问题也应当有较为深入的理解和研究。
那么，究竟在学位论文答辩时，答辩委员会和学校有关方面对研究生都进行那些方面的学术考察呢？也就是说一名研究生应当具备什么具体的学养呢？我的认识是：考察研究生的理论水平、基础训练状况和独立进行创造性工作的能力。
所谓理论水平，就是研究者自身所具备的学术或者理论的水平。我自己的学术和理论水平不高，经过三十多年的学习和教学实践，我认识到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前提下，还要对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尤其是历史学、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有基本的了解，并且试图运用到学术研究实践之中。学术界在对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管理学等方面的研究中，都产生了不少有重要科学价值的论著。通过对这些学术专著的学习，我们可以间接学到有关历史学或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当然，在学习的过程中，有些研究生对一些理论问题理解得还不够深入和系统，或者还摆脱不了死记硬背的老一套学习习惯，出现一些教条主义的倾向，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难免的。因为学习的过程就是思考的过程，不是直接的模仿。在我所见到的学术论文中就有“公式主义”的毛病，喜欢套用别人的著作，给人以东施效颦的感觉，因而没有说服力。
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应当不断地提高水平，尤其是提高理论水平。对此，有人认为，学习历史就要多掌握史料，多考证，学习社会学就是要多做调查研究，收集问卷或访谈记录，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实学”，所以就轻视理论学习，以为所谓理论就是讲空话，无益于历史研究和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也就不愿进一步理解和钻研理论，这就不是正确的学习和研究态度。我见到有的学术论文，没有对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而是套用某些权威或者不权威的著作中的那些话，这些文章的理论与历史实际或现实社会完全不相关，千篇一律，似曾相识。这样的论文已经没有写作的必要。只要用工艺方法去装配就可以了。实际上，在国外史学界很多学者不仅是对资料非常严肃和重视，而且都认真学习哲学和其他理论，他们对世界、人生和社会都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看法，恐怕找不到一本没有理论支撑的学术著作。可以这样说，在学术研究中，几乎所有问题都有理论的支撑，即使你找到了可信的资料，对某个具体问题进行考订，从而得出符合事实的历史结论或现实社会结论，这样的研究也需要一定的科学理论的支撑。在你的研究过程中实际上就已经贯穿着某种理论的指导，也许有时候研究者并不意识而已。没有一定的理论就没有学术研究。
我主张学习理论，培养自己的思维能力，绝不是指教条主义地照搬，更反对断章取义的做法，我是指学习理论的精髓，运用各种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具体的历史问题进行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具体分析，对现实的社会问题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研究，从而探讨其本质的带有规律性的结论。我赞同这样的观点“历史家的责任就是显示一切民族的活动都是有规律的。”学习理论是为了从历史事实和社会现实中归纳概括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所以学习理论要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不能单纯依靠摘引理论家们的片言只语来代替深入的学习和研究的结果。学习和研究理论，或者学习和研究前辈学者所研究过的理论问题，我想，我们是完全有能力能够超过他们。这不是虚骄狂妄。因为我们今天所具有的理论水平应当更新，更科学。这不是说我们比他们更聪明、学识更渊博，而是因为我们有更多更好的工具书，可以看到他们没有看到的许多善本和新资料，还有很多国内外的许多最新研究成果可以利用，特别是前人的思想受到时代的约束，也有理论上的缺失。单纯的孤立的考据，无论它如何渊博，也只能就事论事，最多只能个别地解决“是什么”，“是怎样的”问题，至多只能从历史上获得片段的经验教训。没有相关的学术或理论，就不能解决“为什么会这样”，“将来有可能会是怎么样的”一类问题，不可能掌握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性。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代社会人们受到的诱惑比古代人要大得多，分散了很多精力和时间，在某些方面的功夫远远不如古代学者。另外社会在发展，人们所关注的学术问题也与古代有所区别。举一个例子。经学研究在近代以来几乎要中断了，研究者越来越少了，由于研究力量的不足，所以在很多方面还赶不上乾嘉学者，不仅因为他们能背诵经籍，甚至注疏，而且由于20世纪后期以来，经学被认为与社会现实没有什么关系，已经很少有人真正地去钻研经学历史了。日本汉学家本田成之著有《中国经学史》，其中写道：经学这门学问恐怕在中国就要失传而被保存到日本。这话看起来令人气愤，但却说明了实际问题。我们几十年来有几个人在搞经学研究呢？从某一个角度说，经学就是中国的传统学术，一部中国学术史就是经学发展史，不研究经学就没有完全搞清楚中国传统学术。 学位论文答辩还要了解你看了多少有关的必读书，特别是考察你对本专业有关的经典著作的阅读情况，以及资料的搜集整理能力和对资料进行考订的基本功。有些人一谈到考订就认为这似乎是高不可及的难题。其实，通俗地讲，考订就是对资料的二次调查研究而已，并不神秘。面对一个题目，能知道到哪些经典著作或文献中去寻找这个方面的资料。从你的论文中看你都参考了一些什么书，搜集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是不是第一手资料，这样就可以判断你资料搜集和运用的能力，如果你承担某项研究任务还不知道到那里去找资料，怎么可能独立地进行研究呢？况且不仅要掌握文献、经典著作，还要了解前人和外国人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事实上，外国学者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中也取得了丰富成果，你能不能使用外国学者的成果，还可以考察你的外文水平。目前，各国的大学生都至少懂一种外文，硕士研究生懂两门以上的外语也很普遍。如果你不了解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他们已经做出结论的问题盲目地进行钻研，结果你的结论与他们的结论是完全相同或者接近，那么你的研究就是花了不必要的功夫，完全是重复劳动。如果你的结论错了或者没有达到他们的程度，就是相形见绌了。在这里我不是说外国学者就一定是正确的，或者都是高质量的，其中也有水平不高的，也有错误的，对外国人也不能迷信，盲目崇拜。但我们应当掌握他们的研究成果，了解国外的研究动态，便于我们参考，少走弯路。 答辩委员会还要看你的论文中引证的是不是第一手资料。比如，近些年来，有些人在著作中引用《清史稿》的资料，但是一看注解，却只是注出书名，没有注页，也没有篇章，注释一定要注意它的规范性，以备读者复核你的史料出处，以取信于人。其实不论你引的是什么时代、什么学者的文字，都应当有根有据，必须找到原文去对照一番，还要看是不是真正理解了资料的原意。要学会搜集参考书和使用最好的本子，所以要注意对版本目录学的学习。从历史学的角度而言，我不认为版本越老越好，这要看具体情况去分析，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论文题目都与版本学或者目录学有关，参考不同版本的目的是为了校勘之用，即利用某些善本去校订那些通行本上的错讹或被篡改之处，或借某个足本去补充通行本的残缺等等。版本校勘实际上是版本学的一些外在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对史料内容的鉴定，就是你所使用的史料有多大的可靠性。例如正史、野史或者笔记，哪一类史料的可靠性最大。在历史上修史的时候，学者们已经搜集到了这些野史或笔记资料，但是并没有被采纳，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这些资料对历史事实的记载是很难确定的。那么今天如果再用这些被弃用的史料去反驳正史所记载的事实，就要持相当谨慎的态度。我们知道，古代史学是帝王将相为中心，对社会经济的记载就比较少，那么在社会问题包括社会风俗和经济问题的研究中，适当采用野史、笔记和其他历史资料也是允许的。例如《近代稗海》一套书的资料可以参考。还有一点，即使是政治史的研究，由于正史对帝王将相的记载也多有回护，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能坚持不为帝王避讳的原则，因而我们在引用和分析正史资料的时候，也要认真仔细。对于笔记中涉及政治斗争的记载要分析笔记者在当时的处境，对他所表现的政治态度要有充分认识。在学术工作中出现错误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我们一是要尽可能减少错误，在引用资料上，在分析问题上尽可能全面深入和系统。如果出现了错误，一是承认错误，二是有错必纠。因为鉴别史料的可靠性是很难的事情，一点也疏忽不得。别人指出了自己的错误，就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核实，有错必改。我见到有的研究生对自己的错误根本不愿承认，寻找各种理由或者借口加以掩饰或辩解，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不利于自己的健康发展和学术进步。第三点是通过论文答辩，可以了解学生知识面是否宽广。历史本来是过去了的稳定的社会现象。而社会现象是极为复杂的，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现实社会是丰富多彩的，社会问题也是随处可见的。最近30多年来，史学界对社会经济问题特别关注，这是很正常的现象。然而我有一种直觉，就是人们在谈论很多问题的时候，都是以经济的变迁为出发点和终结点，成了唯经济论。我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能完全等同于唯经济史观。经济对社会的变迁虽然具有决定作用，但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应当与当时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地理环境甚至宗教习俗等都有联系。比如，在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农民起义都与宗教迷信有关。近代的情况也是如此。无论太平天国还是义和团运动都与宗教迷信相关。那么，如果不懂一点宗教知识，只会用阶级斗争的理论进行分析，有些问题就没有办法得到解释。有些国外学者依据宗教理论知识对中国农民战争进行了合理的解释，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那么我们就不能再以其使用了唯心主义理论与方法解释这样的现象，而对其加以指责。现在我们在研究涉及农民战争中的宗教问题时，不一定非要辨别出谁是唯物主义谁是唯心主义，只要能够正确解释这样的现象，完全可以采用多种方式方法对此进行深入研究。
其实，研究历史也是知识面越宽越好。目前我们国内史学界有一个问题，就是学习中国历史的人不懂世界史，这样就有可能把中国孤立于世界之外，也没有办法把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进行比较研究。为了便于研究，我们把中国历史分为断代史或者专门史，但社会是一个横向整体，历史是一个纵向整体，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新兴学科就是趋于交叉和渗透。有些同学只对自己所选的很小的题目感兴趣，对其他书籍的阅览很有限。学党史不懂近代史，学经济史不懂社会史，学思想史不懂政治史等等，这实际是抱残守缺、井底之蛙。
同样，研究社会学也是知识面越宽越好，社会学界最近几年的进步很大，但是与传统学科比起来还有很大差距，比如与传统的文史哲学科相比就有差距，甚至于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相比也是后进学科，我所接触到的社会学家的水平还是偏低，但是他们都很自信，这是我感到欣慰的一点。社会学家的基础知识比较薄弱，对其他学科的了解也是很有限，他们学了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学了香港的社会学和社会工作，没有很好的消化，采取了拿来主义的态度，甚至鹦鹉学舌、邯郸学步，迷失了自己。这是需要社会学界认真反思的。
此外，有了真实可靠的史料，对于现实社会的研究对象有了一定的认识，也有了一定的理论水平并掌握了研究方法，在撰写论文的时候，还要有较好的思辩能力和写作技巧，如何进行分析论证、谋篇布局，组织成章，修改校订，这也是很重要的。有的人读了很多书，但就是缺乏训练，不会写文章；有的人所知不多，却能下笔成文。这与一个人的“输出功能”有直接关系。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总是要写得通畅一些，让人有兴趣看，能够看得下去。如果你的论文里能有一些文采那就更好了。
最后，我想说的是论文要有较高的质量。即所谓学术价值。一篇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不能等同于任何一种通俗读物，仅仅在自己的论文中把众所周知的东西加以概括，算得上研究吗？研究生的论文题目是研究生自己在学习过程中有所心得体会之后提出来的，如果是导师代拟的题目或者是导师同意了研究生自定的题目，导师大体上是心中有数了。研究生导师一般是学有专长的人，总希望学生的论文有自己的心得，所谓心得就是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研究要有创造性。学生的创见要能够站得住脚，但不是没有说服力的标新立异。是不是从未有人研究而你开拓的新的研究领域？是对新发现的史料做出了科学的解释？是不是纠正了前人或者外人的错误而做出了更精辟的论证，还是对前人或者外人的成果进一步做了更深入更细致的分析？不管字数多少，总得在科学的意义上有点分量。即使不同意导师的论点也无关紧要。因为学术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导师也希望青出于蓝胜于蓝，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会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如果一个新的论点，站得住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那当然是有价值的科学成果，如果你的研究成果别人不同意，而又提不出更可靠的资料加以反驳，也不能从逻辑上指出你的推理错误，没有办法推翻你的观点，那么你的观点在目前来说也可以成一家之言。即使将来你的观点被推翻了，那么你当时对此问题所做的探索、对这个问题所做的贡献也是不可抹杀的。记得有一篇题为《义和团运动与封建蒙昧主义》的论文，发表在1980年的《历史研究》，很多人当时对这篇文章的观点表示不同意见。但是这并不影响此文作为一家之言而存在的学术价值，在许多学术综述和论点摘编中，都要引用这篇文章的观点。因为科学总是在原来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古人说：考证之学，譬如积薪，后来居上，因为你是站在科学巨人的肩上进行科学研究的，后人完全应当超过前人。如果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搞所谓学术创新的话，那就是很不必要的了。这就是我对历史学和社会学专业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所提出的基本要求。下面我谈中国传统史学对学者的要求。 从中国传统史学理论角度讲，历史专业研究生培育自己的学养还要特别注意这样几个问题。即史学、史识、史德、史才。我把这四个要求也扩展到社会学专业领域里去。
作为历史学和社会学专业研究生应当如何严格要求自己，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自己的传统。唐代大历史学家刘知几讲过，做历史研究工作要有三种长处：一是才，二是学，三是识（这里讲的是见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要具备这三个条件。后来到了清代，有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叫章学诚。他说，在这三种里，具备一种都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具备三种就更难了。尽管如此，章学诚还是在这三种之外又增加了一样：史德。我们今天已经不是刘知己的时代，也不是章学诚的时代了，我们不仅应当具备这样几个方面的史学修养，还要有新的内涵和标准来要求我们真正具备这几种长处。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在史学研究中的学术成就有高有低，但是都应该要求自己具备这几种长处，否则，自己的研究工作就会有缺陷，或者没有长远发展的潜力。
（一）学。根据刘知几的观点，所谓学就是历史学家对资料的占有情况，作为一位历史学家详尽地占有资料，这实际上是一个常识问题。我不赞成那种只发议论而没有资料依据的学风。即使是历史评论体裁的文章也要以资料为依据，决不是可以随心所欲。更不能对资料采取各取所需、断章取义的态度，这样做违背了历史工作者和社会学工作者的基本道德。要做到详尽地占有资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什么是详尽地占有资料呢？一是对材料的真实性要搞清楚，如果它是假材料就会对我们的研究造成很坏的影响。过去历史学界总是说，对于历史材料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要占有就要去伪存真，对这个材料要进行考核，经过分析，才能认为它可靠。如果对这个材料并不理解，也还不能说是占有了它。要把材料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才叫真正占有了资料。不能说我已经把材料抄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上了，这就算是占有材料了吗？不是，材料是材料，你是你。写在笔记本上只是为了备忘，不等于你已经占有了它。占有材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与观点是直接相关的，要注意的是，决不要想找材料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对待材料要老老实实。要注意找那些反驳自己观点的材料，因为这样做可以使自己的观点更加坚实、更有说服力、更能够站得住脚。自己的观点不对，完全可以改正。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就是科学态度。占有材料还要做到腿勤、眼勤、手勤，看到有用的资料就赶快抄下来，不然时间一长，就很容易忘记了。可以用卡片或者用笔记本抄下来，这是帮助记忆和积累的好办法，还要注意编一个资料检索，或者分门别类地存放。因为材料是要经常查阅和反复研究的。对待这些材料要首先进行分析，辨别它的真伪，还要研究这个材料的意义是什么，研究材料与材料之间的关系，不要牵强附会，不要主观对待，这涉及我们的学风问题。在历史研究和社会问题研究中，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对于某一个问题上，学者们有不同的意见，这是因为对同一种材料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这一方面是材料本身的问题，就是本身不清楚，容易使人们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也有的材料是既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研究者不能只从有利于自己观点的角度去解释，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去理解，这对自己观点的成熟也很有益处。这就是占有史料的问题，也就是刘知己所说的“学”。
（二）识。识是关于学风的问题，也是一个知识面的问题。阅读面太窄，知道的不多，见闻不广，就是缺乏史实。知识面里包括很重要的社会实践问题，有些人的社会阅历丰富一些，那么它对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认识也会更深刻一些。理论方面有两个问题，一是理解理论，对于任何一种理论，要完整准确地加以理解。比如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不能脱离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和他们的意图去理解。二是使用理论，就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得出新的结论，这实际上就是发展了你所运用的那种理论。如果只是在理论上绕圈子，没有提出一点创见，这样的研究工作就没有什么意义。现在，中国历史上很多问题都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比如，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对这个问题，学术界的观点莫衷一是。有的学者引证几段经典作家的话，对此加以解释。这样的解释是简单化的，这样是不妥的。这也不是科学的解释，不能用经典著作里的话来代替中国历史事实。还有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究竟是农民阶级的斗争呢，还是生产力发展或者是其他社会因素呢？对这个问题我们的学者提出了互不相同的认识。这样的争论是正常的。但是必须明白一点，要看看历史到底是什么样的，不是你引用几段经典作家的话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大历史学家，也是大政治家、思想家，特别是他们对历代兴盛衰亡的规律性的认识，就有很多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和判断。有很多东西是可以供我们做参考的。虽然在史学研究的体系上并不完全可取，可是在某些具体的研究问题上还有可取之处。这对于我们历史学的发展还是很有促进作用的，在识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知识面宽窄的问题。一个历史或者社会学专业的研究生的知识面还是要更加宽广一些，因为这两个学科都是综合性的，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三教九流都有。从这一点上讲，我们这一代学者比起前辈学人来说，确实是自愧不如。当今自然科学的发展趋势是高科技的尖端，同时各个学科相互渗透。那么历史学科和社会学学科的本质要求既要了解很多东西，又要了解这些东西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不能坐井观天，读几本书是根本不够的。在20世纪五十年代，苏联专家帮我们制定了历史专业的教学计划，主要是八大块，就是中外各四块：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这样的计划一直使用到今天，学生们无法接受其他学科的知识，教师一辈子只讲一门主要课程，学科发展就受到很大限制。据我所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研究中心、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可以开出100多门有关中国的课程。我们不能自己局限自己。我的认识是：历史或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包括研究生，还是要学一些文学知识，哲学知识，经济学知识甚至是自然科学知识。一个人的知识面越是宽广，他今后的学术进步就越是有后劲。如果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就不能在学术上有大的长进。
（三）才。才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对历史问题或现实问题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卓越才气；二是对文字的掌握水平；三是著作编纂或论文撰写的才能。现在有一些著作，存在某些问题。有的书写得干巴巴的，没有一点文采，也有的书存在很多语病，找不到主语，或者没有宾语。人们不喜欢看历史书和社会学的书，他们的历史知识是从小说中学来的，是从电视戏剧中学来的。不是人们不喜欢历史，主要是书写得不好。写历史文章和历史著作，主要是为了让别人去看，但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不只是写文章的技巧问题，主要还是学、识问题，是不是已经掌握了很多资料，是不是对这些资料都融会贯通了，是不是从对材料的分析得出了科学的认识，读者对你所提出的问题是不是产生了兴趣，你的观点是不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等等。没有这几个方面的研究，你在字句上再怎么琢磨、推敲，也是无济于事的。中国古代史著的特长，一个是写人物，一个是写战争。《史记》里列传对一些人物的描写，《战国策》、《左传》等书中对战争的描写都是非常精彩的。关于中国历史编纂问题，怎么让我们的历史著作和历史论文让人们喜欢读，实际上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在精深的学术研究和通俗性的介绍中能够两者兼顾是最好的。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实际很不容易的。由浅入深难，由深入浅更难。
（四）德。德的问题是历史学和社会学界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这首先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学历史、写历史的人，研究社会问题的人，首先要有很好的道德，就是要有所谓的德。要讲真话，要敢讲真话，要不畏学术权威，因为历史学的生命线就是真实。没有真实，就没有历史学。昨天看到一本书，名字叫做《假如光绪皇帝没有死》，这样的研究就没有任何意义。研究历史学和社会学，就要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形而上学，反对不负责任地随意乱说。德还要讲世界眼光。不能埋头研究而不关注社会现实。毫无疑义，时代发展对历史研究和社会学研究肯定提出不同的要求，而史学工作者和社会学工作者应当加强自身修养，为历史负责，为现实负责，为人类负责，还有一点就是学习历史和社会学的人，要注意自身的道德修养。有人说，没有良好的道德，就不能做成大学问。我同意这样的说法。比如你研究儒家的道德，就应当从自身做起，学问与做人是相同的。所以要不断地修养自己，成为有较高道德修养的学者。做人与做学问的关系是一致的。因为你对某些社会问题的理解和个人身心的修养与对学问的理解是相通的。这就是要求大家一定在做好学问的同时也要做一个好人。
